作家最好不要过多惦记前辈的纪念馆。那些纪念馆展示了激动
心的
高蹈，相关
作经验却难以复制，在时过境迁的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失灵。如果把大师当摹本，在纪念馆里凝定梦想，立志成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，那么很可能是一支古代长矛的天真出征。
这是因为大师多具有一次
，不可能克隆量产；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，哪怕真有托翁与莎翁再世，哪怕他们手里集有先贤的全部经验和手段，恐怕也不够用了。
很难在不同时间踏进同一条河。
文学的认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。在缺少网络、影视、广播甚至报纸的时代，作家就是一个个信息中心，是社会万象和生百态的主要报告。只要不是写得太烂，他们怎么写都新鲜，怎么写都开眼，怎么写都有好的读者，其小说、散文、剧本、诗歌都是“黄金时段”和“报纸
条”——假如那时也有这些概念。如果他们心一横，敢言之怯于言，便更是振聋发聩的意见领袖，足以
整个社会认知成规。问题在于，新闻业正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。后来居上和异军突起的新闻业迅捷而庞大，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至，对世间每个角落的动静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认知过滤，比作家总是快上一步。于是，靠文学来扩展见闻和传播知识必定低效。文学“信息量”偏少已成为读者们普遍的抱怨。作家们即使弄个化、具象化、虚构化、
度化等祖传利器，但就一般
况而言，要把新闻业滤下的残渣做成佳肴，确已难度大增。
文学的娱乐功能也被大大削弱。文学最为火热的时代，一定是电子游戏、流行音乐、夜总会、旅游、动漫、选秀、t台等尚未普及的时代。那时候的戏剧如同节
，诗歌如同美酒，小说与散文是最佳休闲场所，具有娱耳目的相对优势。洛阳纸贵、凿壁穿光、一书难求、接力夜读等景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。问题在于，娱乐业也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。谋求经亢奋，寻找感官刺激，窃窥隐私，如此最hgh之事常在文学之外。即使是讲故事，影视公司似乎能做得更为有声有色和规模宏伟。那么，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一般寻乐者继续对文学的忠诚？有什么理由去怪一般青少年——包括不少大学文科生，把鲁迅、曹雪芹、托翁和莎翁视为沉重的学业负担？文学的文字美、结构美、想象美等等，在缺乏相应训练的读者那里正成为
门颇难的智力运动项目，正在益小众化与专业化，难道不是极为正常的结果？
有些变化是可逆的，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。文学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可逆变化，是以电子化和数码化为特征的新兴传播手段，一如以往纸的发明、印刷的发明，正在使文学猝不及防地闯了陌生水区。
美国学者托马斯·弗里德曼几年前推出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，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，促成了技术、资本、信息三个“民主化”同时到来，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。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，但谈得不够多和不够的是文化，其中包括文学。“民主化”的文学是否可能？如果说“民主化”意味着一个有核心、有级差、有组织的塔状结构，让位于一个无核心、无级差、无组织的面状结构，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？或者是否仅仅值得欢呼？
这当然是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。
一个“扁平”的世界里众声喧沸。从原则上说，由编辑、审查、批准一类关卡所组成的文化权力体系几近瓦解，每一个p地址自由发声，都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媒体。英才惨遭埋没的可能，伪学与赝品一手遮天的可能，在传统意义上都会减少。全民批评权的运用，也是一种有益的坏检验。不过问题的另一面，是胡说比思容易，粗品比品多产，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。一旦优劣平权成了优劣俱放，文化产量中庸质与恶质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，低端文化产能不仅无法淘汰，还可能益滚大和坐大。一些优秀作品即使生产出来，也可能在过量的文化淹没中，在受众们
饮食式的阅读之后，在食欲不振的这些快餐者们那里，出现影响力的严重折扣。一旦肠胃已经吃坏了，再多的良药也都无济于事。
一个“扁平”的世界里多数为王。在一般的况下，有些
流可以修复民众良知，是真理的脱颖而出；有些流泯灭民众良知，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横行。但不管是哪种况，多数的理解力构成流的边界，那么大众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机会，而冷门的、偏僻的、艰险的、高难的——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，则可能缺氧。进一步说，市场总是嗅觉灵敏地跟踪多数，跟踪购买力的所在，以实现利润最大化。它们必然就低不就高，随众不随寡，视高、高难、高雅为营销毒药，并有足够的本领使舆论、奖项、教育、权力等资源向低端集中，打造出泡沫霸权和垃圾霸权。一种品质趋下的文化诱导机制，在这种况下几乎难以避免。
一个“扁平”的世界还有易难立的特点。特别是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，敬畏感随着上帝一同消失。叛逆比服从更流行，权利比责任更动心，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，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类学术装备后更是见立必，逢正必反，打倒一切。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，清算了教条与伪善，其功绩不可低估；但无政府式的激进狂飙若无解药，其结局必是相对等同虚无，民主化等同民粹化，任何共识难以搭成，真理永远缺位。真理也许还是有的，但在很多时候只剩下每个那里“我”的真理，即自恋、自闭、自利的各种强辞，甚至是专职扒粪的哄客四起——这不过是社会沦一片“原子化”散沙的文化表征。圣、先知、导师一类从此不再，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。一个个公权政府在这样的逐利时代也更像个总务处，无心也无力充当旗帜，无心也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。避骂自保的公关活动已够他们忙的了，讨好票源和收买民意已够他们累的了，他们哪还有建构民族与类的远大抱负和坚定行动？
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，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，是无度和无高度的世界。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，他们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狮子，是暗燃而不是火炬，常常隐在主流受众的视野之外——在生态、经济、政治等重大危机
近之前，在民众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，况大体如此。
这个时代当然还有文化，有文化运动与文化冲突，也不乏
番登台的文化偶像。不过，与传统意义上的圣、先知、导师不同，很多现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内容，迎合多于独行，公关造势优于埋苦
，成功获利重于大道担当。这些不过是营构一种虚假的方向，在无方向时代满足一种偶像消费，其中既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拜，也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毁。在这里，狂拜或狂毁只在一念，无须思熟虑和身体力行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经久耐用，隔数月或隔几天就更换一个，实为摊档上的寻常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难安，不得不到处奔走，拼命保持公众能见度成了他们的殊死搏斗，也成了他们与以往大师的明显区别之一。一个个豪华大片就这样火了，又冷了；一个个惊世的主义就这样火了，又冷了；一个个让开心的狂生或
就这样火了，又冷了——到后来，很多参与围观纯粹是为了有权开骂，争相点击只是为了自秀高明和比拼刻薄，于是火就是为了冷，或者说火本身就是冷，感官的火在另一面就是心灵的冷。每一个最大的敌其实就是自己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二八年的统计报告显示，高达百分之四十七左右的公众已经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网络。美国佩尤研究中心二四年的调查统计显示，媒体公信力一
